在越南，村落被称之为“社”（Xa），这个称呼最早出现于陈太宗建中四年（1228）。但这个词语是从何时开始被广泛使用？它和中文的“社”有何关联？皆不得而知。社官的主要工作是调查户口和征收租税。黎圣宗光顺七年（1466）改称为“社长”，当时的社长采用的是任命制而非民选制。政府对于任命社长的重视程度，从《国朝诏令善政》卷四所记载的景治元年（1663）教化条例四十七条，和《历朝宪章类志》卷一四《官职志》的记载等文献中就能看出来。

到了十八世纪，黎朝的支配力日益衰减，导致“群盗四起民不聊生”，地方政治被完全闲置，社长的考课却并没有因此终止，社长的选任被委托给了村落共同体自主进行。

对农村社会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所有权问题。在越南，田庄的经营被上升到政治层面，是从陈圣宗时代（1266年）开始的。在那之后大土地所有制被大力推广，1396年的限田法（1429年被改革为均田法），原意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缩小贫富差缓解社会矛盾，可由于实施不够彻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如上所述，黎朝末期的政治经济混乱，地方乡村为了自主防卫，逐渐倾向于自主解决其村落共同体的内部问题。进而，村落共同体逐步获得了自治权。

村落共同体中的政治，也被称为由少数权力持有者支配的寡头政治，这是不争的事实。所谓共同体内权力持有者，首推社长或里长这种乡职。乡职并不是世袭制，而是由富农、退休官吏、退役军人等选出的数名代表，他们担任了共同体内的各种行政职务。里长（阮朝明命以后取代了社长）作为社的代表者，是唯一被官府认可的人物，担任着官署和乡职会议的联络工作。共同体内部也会自发根据财力、学识、年龄、阅历进行层序安排，在宴饮和亭（Dinh）议中也按此顺序决定席次。其他的如团薄和团漏，如同登记者和非登记者的差别。共同体内的所有成员并非全部平等。并且，担任职务的人在分配公共田地和划拨租课时，利用自己的地位谋取私利的行为也很常见。

根据阮朝初期的记载，地方乡村特别是东京（Dong Kinh）地方，存在着被称之为豪右、豪强、豪目、刁豪之类的实权持有者，往往侵犯贫民，武断乡曲。他们到底是何方神圣呢？阮有慎认为：“其难化者独乡豪总长耳，盖一乡之民惟豪目所驱使。”《大南寔录》又载：“总里乡豪家家富足厮役或至百口活六七十丁，招集棍徒，暗藏兵器，一总一乡之人皆为颐指气使。”乡村中存在的大小头目，常表现出无视国家权力的态度。他们不但追求经济利益，还靠其财力培育子弟读书，通过科举进入官场。

社作为政治经济共同体的同时，也是以亭为中心的信仰共同体。亭作为共同体守护神的祭祀场地，除了进行宗教仪式外，也会召开乡职会议和审判等，是村落集体生活的中心。越南的村落自古采取封闭自足的方式，但是政治的自律性却并非自古就有的，推测为十八世纪以后形成的。

越南的村落共同体的实质，是国家让出一部分的政治权限，实行所谓的“自治”，这点和法国的Commune有共通之处，并且可以看出乡职与法国中世纪的Prud hommes或Notables有相似性，因此，法国学者对此问题产生关切，不足为奇。被众人广泛引用的谚语“Phep Vua thua Le Lang”，也说明了乡村统治中国家权力的倒退。最近某报纸写道：“越南并非民族国家，只是部落的集合体。”这是值得引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