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期以来，中美两国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贸易摩擦，并且规模迅速升级。一时间，网上满是中国制造业面临贸易摩擦的严重冲击，大量制造业工厂正在向海外尤其是越南大规模转移的消息，中国经济似乎正面临重大危机。

从纯粹的理论分析来看，这种大规模转移不大可能。因为支撑中国供应链网络的很多条件并未因贸易摩擦遭遇实质性挑战，海外也没有哪个国家有条件承接中国如此大规模的供应链网络转移。

而在今天的全球经济逻辑之下，仅仅转移工厂而不转移供应链网络，是构不成实质意义上的转移的。但是这种理论分析倘若没有足够的实证研究支撑，说服力仍然有限。

基于调研形成的理论收获，可以总结为如下4点：

第一，制造业向越南的所谓“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事实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在越南和珠三角的调研告诉我们，从中国向越南转移的，并不是某些行业中的整个产业，而是该产业生产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主要是对供应链需求较低、人工成本占比较高的环节，通常是最终的组装环节。其他环节很难转移出去，仍然留在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中。

结果就是，生产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往越南转移得越多，对中国这边供应链的需求就越大，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之间从而形成了一种深度的嵌合关系。这样一种转移，还是称之为“溢出”更恰当一些。

第二，能够转移的环节，和通常所说的高技术产业还是低技术产业没有关系，而是和不同梯次工业革命所出现的产业有关系。和通常说的产业本身的技术水平高低无关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今天各国之间已经是在工序层面的跨国分工，复杂产品很少能在单一国家或地区内部完成全部生产环节。

高技术产业的生产环节中不都是高技术环节，其中的低技术环节如果符合第一点的条件，是有机会转移走的。但是在转移过程中，不同梯次工业革命所出现的产业，其转移逻辑是不一样的。

第三，推动中国供应链网络向东南亚溢出的真正力量，是中国民间的力量。我在调研中注意到，贸易摩擦越严重，民间经济就越努力加强自救。所谓自救，很多都是生产环节向海外尤其是向越南的转移，因为那些地方无须面临美国的高关税。

但是，在转移的过程中，只有组装环节能够出去，其他环节仍然需要依托中国庞大的供应链网络。而中国供应链网络的活力，也来自民间经济。因此，贸易摩擦的结果是，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会加速向海外扩展，但这一过程的主要动力来自民间。

我们在越南的调研中发现了国内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中国干部”这个群体。所谓“中国干部”就是，无论什么“资”的企业（主要是台资），只要是把工厂从中国大陆迁到越南的，则中高层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从中国大陆去的，这群人自称“中国干部”，是个有几十万人的群体。

中国干部是把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与越南的组装环节衔接起来的重要微观载体，他们在打拼的过程中拥有了大量基于跨文化的调适能力而演化出的管理技巧，掌握了大量可实践但难传授的隐性知识，是具有巨大价值的海外智慧宝库。

第四，“溢出”而非“转移”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技术、公司组织形式以及生产逻辑的演化，经济空间和政治空间越发分离。经济空间以各种方式穿透国界存在，政治无法真正约束这种经济空间的运转。信息技术天然地是穿透国界的，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了。而制造业中的生产流程也越发成为一种跨国性的存在，这跟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不一样了。

从国内层面着眼，这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民间经济的运行逻辑和政府政策的逻辑越来越分离成两条线。政策对民间经济的影响机制，跟过去已经大不一样。

从国际层面着眼，这还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以国家为单位来思考经济问题已经越来越没有意义。世界必须找到新的治理办法，新办法的根基必须与新变化的动力基础相匹配。经济活动穿透国界才带来了这些问题，但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并不是国家，而是商人，所以新的治理办法是需要由商人来主导的。

随着技术和生产的变迁，商人秩序很可能走到了需要重新站到历史前台的时刻。我在书中做了个大胆的构想，就是构建“东亚汉萨同盟”，它标示着我对未来可能形成的秩序的某种构想。

贸易摩擦是一种很有趣的“极端”环境，它可以把很多平常状态下易变的、扰乱人视线的东西都拂去，底层不易改变、在更大程度上规定着演化方向的东西，会在这样的环境中逐渐浮现出来。正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我们可以发现民间经济正在“溢出”的强大动力；也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我们会被促使着去构想未来新的秩序可能性。

“原力”是《星球大战》电影里的一个概念，指的是最底层的动力。原力觉醒，就是说长久沉默的最底层动力行将浮出水面。在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在当下动荡不堪的国际格局中，反倒更容易看清——在今天，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中真正的“原力”，就是商人秩序的力量。这个“原力”一直存在，但长期沉潜，久未获得自觉。到了今天，技术和生产的演化很可能会把它推到历史的前台，“原力”应当“觉醒”，“原力”也必须“觉醒”。